老院老屋的那些事儿-j9九游

　　那些悄然而逝的，也悄然在心底安住。尽管不可触及，却依旧温暖如初——题记
　　
　　一
　　真不能想象，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在上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竟然住着三十一口人。这还不算60年代末出嫁的两个姑姑，再早出嫁的几个姑姑就更不算了。
　　在这个被村里人称作“郝家院”的四合院，生活在里面的三十余口人没有一个姓郝的。据说郝家院是民国早期爷爷辈从衰败的郝家后人手里买下的，尽管院子已易主，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称“郝家院”。
　　院子是一座二进院，进了大门是马房院，再进一道二门才是住人的四合院落。西窑(砖砌的带屋檐的窑洞)卧室里住着小爷爷、小奶奶。西窑的厅屋(方言客厅的意思)又深又宽，每年花开燕来的时候，后墙上的燕窝里叽叽喳喳的就热闹起来。小燕子嗷嗷待哺的情形，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直到只见燕子年年归，不见故人再重现的一天，才让人感觉时光的残酷无情。西窑的厅屋里，每年正月初一的早晨，还有重大的活动——由全院男性参加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大伙儿各自穿上崭新的衣服汇聚在西窑厅屋里。小孩们寻找麻袋片和垫席铺在地下，长辈们把挂在墙上卷着的神子(临汾方言指族谱)展开，在桌面上虔诚地摆满各类贡品。随后十余人按长辈在前，晚辈在后的顺序，整整齐齐的列队站在神子前面。仪式开始了，首先燃香磕头祭祖(双膝跪下，双手扶地)追思怀远！然后再按次序给长辈挨个磕头拜年。每磕头拜一次，便由一小辈高声呼唤长辈的称呼，比如:奶奶，给您磕好头了！奶奶在屋里忙大声回应:算了！算了！男性长辈就在现场接受磕头拜年，拜了一个，退场一个。直到剩下一帮晚辈，有淘气捣蛋的就要给年龄大的门哥磕头拜年，门哥苦笑不得，喊一声:快回家吃饺子去吧。仪式就在欢笑声中结束了。
　　小爷爷，小奶奶去世后，神子又按次序的在年龄最大的长辈家里传递。大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庄严神圣的仪式，就越来越少了。
　　南舍(带阁楼的瓦房，硬山式房顶，正脊两头各有一个不知名的翘头动物装饰，两个坡面用瓦片覆盖。两行板瓦的接缝处再铺一溜筒瓦挡水防渗。最外面的筒瓦是一个虎头瓦当，虎头瓦当在屋檐顶端一溜排开，煞是好看。长长的屋檐正好遮挡住下面的台阶，下雨天坐在台阶上，可看檐水似瀑布从天而下)靠西的一间是小爷爷的长子(我称作大爹)一家六囗。70年代初期，实在住不下了，大爹第一个盖了三间新房，从院里搬了出去。靠东的一间是小爷爷的小儿子(我称作小爹)一家六囗。中间不装门的厅屋里，常年摆放着一架公用的织布机，供各家织布之用。至今，母亲聚精会神不知疲惫地引梭扳机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梦里。那富有节律的“札札弄机杼”的声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耳旁响起。所以这间厅屋与其叫厅屋，不如叫机房更符合实际情况。
　　西窑靠北的角窑住着本族的一个伯伯一家六囗。说是角窑，但是面积很大。一进大门便是一间中部露天的宽敞厨房，光线非常明亮。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很有意思，雨水在天井哗哗哗的下着，人却能在屋檐下忙忙碌碌、叮叮当当的做饭。天井积攒的雨水顺着水道流到院里，再通过更大的水道流到马路上。做的饭菜顺着屋檐端到屋里，再通过众多的筷子送到各人嘴里。这画面，简直就是一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呵，艰辛而富有诗意！从天井再往里边走是两间大的窑洞，第一间窑的窗户朝北，通过天井采光；第二间窑的窗户却朝东，通过院落采光。门串门，窑连窑，人进去，真有一个进了地道的意味。所以小时候经常去伯伯家串门玩耍，就是想真实地感受一下《地道战》的氛围。靠南的角窑也是伯伯家的，起先不住人，存放着伯伯家的柴草家什等器物。伯伯家的大儿子(门哥)结婚以后，把这间房拾掇干净作了婚房，并在这里养育了一儿一女，直到80年代初期盖了新房，才搬出去住了。
　　北舍(建筑样式同南舍)靠西的一间住着奶奶和我，靠东的一间住着爸爸妈妈和姐姐二弟三弟小妹六囗。中间的一间作厅屋，挨着后墙斜放着一架装有踏步板的厚重木梯，直通阁楼。小时候还把楼梯的光滑扶手当滑梯，爬上爬下玩的不亦乐乎。木梯下面的空间摆放着一张带底箱的方桌，清闲的时候可以在此歇息喝水。
　　院子最东面是小爷爷和我们家的夏季厨房(天凉后移至厅屋做饭，冬天再移至卧室。卧室砌有锅台炉灶，通过火炕上的烟道与烟囱相通。做饭的同时又可通过火炕取暖，这种设计很符合现在的环保理念)。东面的厨房高度比其他三面的建筑低矮了不少，这种设计，是为了让东边升起的太阳把更多的阳光更早地洒进大院，让人们尽情享受温暖阳光的普照。两家厨房的南面，还有一块狭窄的空地，生长着伯伯家的一棵茂盛的花椒树。每年的春季，花椒树上长出绿嫩嫩的叶子，母亲就跟伯母打个招呼，采摘一些嫩叶。母亲把它切碎了，用少许棉籽油和自己捣碎的花椒面儿搅和到一起，涂抹在活好的玉米面团上，或蒸或煎的做熟以后，香喷喷地带着春天气息的食物，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至今想来，依然是垂涎三尺。
　　
　　二
　　由于小孩众多，院子里热闹极了。特别是夏天的晚上，整个院子就变成小孩儿们打闹的舞台。有的捉迷藏；有的扯着嗓子东一句西一句的唱着从高音喇叭里听会的歌；有的比赛就地转圈，看谁转的时间长。有一次我转的晕头转向，两手紧紧的扶住地，感觉天空明晃晃的月亮在不停的颠簸摇晃，身旁的房子也左右摇摆。虽然感觉难受，但是也觉得非常地神奇。那一天晚上真是玩儿疯了，不顾大人们的喝斥，一遍一遍的转圈。直到转累了，喊累了，才坐在自家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躺在奶奶的怀里，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
　　白天也不闲着，和隔壁规模更大的“张家院”(三姓七家四十余口人)里的一帮孩子，要么在张家院的大门口玩泥巴，要么在郝家院的大门口玩老鹰捉小鸡、打仗、过家家等游戏，嬉笑打闹，热闹非凡。
　　记得张家院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木质的“光荣烈属”牌匾。问了父母才知道，张百管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在了朝鲜战场。我们院的门楣上悬挂的却是一块木质的“光荣军属”牌匾，也是问了父母才知道，大爹是退伍军人。说起大爹，还有一段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里“一二六”、“三一八”两派武斗(1967年1月26日、3月18日临汾的两大造反派分别夺取了原晋南地委、晋南行政公署党政机关大权。晋南地区就以这两个夺权日，分出了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派组织——“一二六”、“三一八”)有一天傍晚，有一伙造反派来到我们村欲抢民兵的枪。我和小朋友在院外玩耍的时候，还看到几个城里打扮的人相跟着去了民兵连长家。大概是民兵连长提前得到消息，带领民兵们全部集中到“烟房楼”(民国时期曾担任沁源县知事、黎城县县长等职的吉梦庚的宅院。解放后分配给七八户贫苦农民居住。现在大院的主体部分被迁移到临汾古城公园保护)。造反派没有见着民兵连长，反倒把民兵连长的母亲吓得不轻。当时老太太正准备服用煎好的中药，七八个人前冲后闯地挤进狭窄的屋内，还不小心把放在墙边的药罐给踩破了。
　　烟房楼居于村里的最高位置，其堡垒式的建筑便于民兵们观察造反派的动向。当看到造反派就要逼近烟房楼的时候，有人果断开枪击伤一名造反派。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枪是侦查兵出身且参加过西藏平叛的大爹开的。当时没有人敢开枪，怕瞄不准把人打死，从而招来更大的麻烦。民兵连长知道大爹枪法很准，就把枪塞到大爹手里，并一再提醒，不准打死人。大爹这才朝一个人的屁股上开了一枪。大爹的这个举动也是迫于无奈，如果不开枪，让造反派闯进来，不但要把枪抢走，而且还有可能打人。枪声一响，有人应声倒地，而且还流了不少血。这一滩血迹，事后村里人争相观看，成为议论纷纷的话题。
　　造反派看见这阵势，也不敢再往院里硬闯了。他们把伤员抬上一辆大卡车，灰溜溜地驶离了我们村。大爹的这一枪，既保住了民兵的枪支弹药，也间接的减少了两派武斗的伤亡。试想，如果造反派抢枪成功，很有可能在两派的武斗中，造成更多的人间悲剧。所以，不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最终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挫折，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每一次犯错误以后，都能及时加以纠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所以它从不掩盖自己的错误。相反，它能够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显著的特征。正如一位诗人在他的长诗《大船》里的描述:
　　我们的船一次次靠岸
　　一次次卸下昨日的负累
　　又一次次启程
　　迎来一个又一个
　　崭新的黎明
　　由于烟房楼紧挨着郝家院，那一声清脆的枪声院里的人就听得真真切切。那时候只要小孩儿哭闹，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总喜欢说:“再哭再闹，‘一二六’、‘三一八’来了”。小孩儿也就安静了。就像说狼来了一样，“一二六”、“三一八”一时成了吓唬小孩的有力武器了。
　　
　　郝家院的门楼约七八米高，大门是一座砖石建造的带有楼顶的宽大门洞，顶部飞檐翘角，造型灵动。门眉上的彩色饰画，清晰可辨，是一组着古装的女人领着小孩儿的生活照，热闹喜庆。这反映了当初的房主希冀家庭人丁兴旺，繁衍不息的愿望。无奈世事无常，后人不争气，卖了房从本村一走了之，不知音讯。不由想起林则徐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话说得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但这世界上究竟有几人能够做到呢？我们究竟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为人父母者确实应该深思！
　　门洞上用传统榫卯连接的办法安装有两扇高大、厚实、沉重的木质门，门上镶嵌着拍门用的铁环。铁环经过加工锻造成螺旋形状，对称地排列在两个门的上方，乍一看似一对虎眼圆睁，日夜守卫着门洞的安危。铁环不仅仅起装饰美观的作用，它还相当于现在的门铃。因为住人的院子和大门还隔着一个马房院，如果大门上栓了，外面的人要门，里面的人是听不见的，只能使劲拍打铁环。除了铁环，门上还有各种造型的金属装饰，可以想象此建筑在建造之初的堂皇气势。门洞距马路一米多高，上了一个石条铺就的缓坡就进入门洞，门洞有半个教室那么大。缓破两边各建有一个台阶，夏天人们乘凉，或者邻居们闲下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坐在台阶上聊天。
　　这么一个大的场地，两个大院的孩子变着花样的玩耍。譬如有一个玩法，大一点儿的孩子做主持人，把一男一女两个小不点儿撮合到一起，玩结婚的游戏。记得我和张家院的一个小女孩还被姐姐(大我五岁)和一帮大不点们弄进了洞房。大门口的狗洞就是洞房！那狗洞是砖砌的，高宽深各有一米多一点，就在门洞的左边墙上。七八个小朋友在里面玩都宽绰有余。地面也是砖铺就的，虽然说是狗洞，但是从来没有养过狗，里面干干净净的。两个小不点拜天拜地的被一帮小朋友哄进洞房。真是一本正经、煞有介事。也许你很好奇，两个小不点儿进了洞房会干什么呢？哈哈，我还记得很清楚，两个人在狗洞里，用手指头各自顺着砖缝画画儿玩。
　　游戏到了这里，大概也就尽兴了，一帮小朋友感到没有意思了，淘气的孩子就从门楼的台阶坡道爬到门楼顶上登高望远去了。大部分孩子就在门洞和马房院里玩。大一点的孩子还在马房院的土地上画方格，男孩玩弹溜溜蛋(彩色玻璃圆球)，女孩玩跳跶袋(用四块小花布缝制在一起并装进玉米或豆子的自制玩具)。小一点的就在马房院里边儿捉迷藏。说是马房院，但是没有一匹骡马，那个时候的骡马都已经归了集体了。各家的马房有的做了猪圈，有的当了草房。有的草房很深，堆满了草垛，里面漆黑一片。胆大的躲到里边，胆小的明知道里边有人，却不敢进去揭穿，只得大喊大叫得告诉对方，知道你在这里了，自己走出来吧。那阵势无异于八路军把鬼子包围以后，让其从碉堡里缴枪投降出来一般威武。如果藏者意志坚定，凭你怎么诈唬就是不出来，那就采取智取的办法，装作走远，然后躲在一个地方，等里边的人没耐心了，自己走出来，这时候再突然抓住他高喊胜利了！
　　有时在院子里玩腻了，还可以出门到不远处的柿子园爬树玩。大一点儿的还用肥皂水吹泡泡，五颜六色的泡泡从树上飘飘荡荡的落下来，树下面是一片欢呼喝彩。还有门外水井旁的柳树下，折柳吹哨是每年春天必玩的项目。
　　那些悄然而逝的，也悄然在心底安住。尽管不可触及，却依旧温暖如初——题记
　　
　　一
　　真不能想象，那个不大的四合院里，在上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初竟然住着三十一口人。这还不算60年代末出嫁的两个姑姑，再早出嫁的几个姑姑就更不算了。
　　在这个被村里人称作“郝家院”的四合院，生活在里面的三十余口人没有一个姓郝的。据说郝家院是民国早期爷爷辈从衰败的郝家后人手里买下的，尽管院子已易主，但村里人仍然习惯称“郝家院”。
　　院子是一座二进院，进了大门是马房院，再进一道二门才是住人的四合院落。西窑(砖砌的带屋檐的窑洞)卧室里住着小爷爷、小奶奶。西窑的厅屋(方言客厅的意思)又深又宽，每年花开燕来的时候，后墙上的燕窝里叽叽喳喳的就热闹起来。小燕子嗷嗷待哺的情形，一年又一年的重复着。直到只见燕子年年归，不见故人再重现的一天，才让人感觉时光的残酷无情。西窑的厅屋里，每年正月初一的早晨，还有重大的活动——由全院男性参加的祭祀祖先的活动。大伙儿各自穿上崭新的衣服汇聚在西窑厅屋里。小孩们寻找麻袋片和垫席铺在地下，长辈们把挂在墙上卷着的神子(临汾方言指族谱)展开，在桌面上虔诚地摆满各类贡品。随后十余人按长辈在前，晚辈在后的顺序，整整齐齐的列队站在神子前面。仪式开始了，首先燃香磕头祭祖(双膝跪下，双手扶地)追思怀远！然后再按次序给长辈挨个磕头拜年。每磕头拜一次，便由一小辈高声呼唤长辈的称呼，比如:奶奶，给您磕好头了！奶奶在屋里忙大声回应:算了！算了！男性长辈就在现场接受磕头拜年，拜了一个，退场一个。直到剩下一帮晚辈，有淘气捣蛋的就要给年龄大的门哥磕头拜年，门哥苦笑不得，喊一声:快回家吃饺子去吧。仪式就在欢笑声中结束了。
　　小爷爷，小奶奶去世后，神子又按次序的在年龄最大的长辈家里传递。大概到了上世纪90年代以后，这种庄严神圣的仪式，就越来越少了。
　　南舍(带阁楼的瓦房，硬山式房顶，正脊两头各有一个不知名的翘头动物装饰，两个坡面用瓦片覆盖。两行板瓦的接缝处再铺一溜筒瓦挡水防渗。最外面的筒瓦是一个虎头瓦当，虎头瓦当在屋檐顶端一溜排开，煞是好看。长长的屋檐正好遮挡住下面的台阶，下雨天坐在台阶上，可看檐水似瀑布从天而下)靠西的一间是小爷爷的长子(我称作大爹)一家六囗。70年代初期，实在住不下了，大爹第一个盖了三间新房，从院里搬了出去。靠东的一间是小爷爷的小儿子(我称作小爹)一家六囗。中间不装门的厅屋里，常年摆放着一架公用的织布机，供各家织布之用。至今，母亲聚精会神不知疲惫地引梭扳机的形象，常常出现在梦里。那富有节律的“札札弄机杼”的声音，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在耳旁响起。所以这间厅屋与其叫厅屋，不如叫机房更符合实际情况。
　　西窑靠北的角窑住着本族的一个伯伯一家六囗。说是角窑，但是面积很大。一进大门便是一间中部露天的宽敞厨房，光线非常明亮。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很有意思，雨水在天井哗哗哗的下着，人却能在屋檐下忙忙碌碌、叮叮当当的做饭。天井积攒的雨水顺着水道流到院里，再通过更大的水道流到马路上。做的饭菜顺着屋檐端到屋里，再通过众多的筷子送到各人嘴里。这画面，简直就是一副普通老百姓日常生活的真实写照呵，艰辛而富有诗意！从天井再往里边走是两间大的窑洞，第一间窑的窗户朝北，通过天井采光；第二间窑的窗户却朝东，通过院落采光。门串门，窑连窑，人进去，真有一个进了地道的意味。所以小时候经常去伯伯家串门玩耍，就是想真实地感受一下《地道战》的氛围。靠南的角窑也是伯伯家的，起先不住人，存放着伯伯家的柴草家什等器物。伯伯家的大儿子(门哥)结婚以后，把这间房拾掇干净作了婚房，并在这里养育了一儿一女，直到80年代初期盖了新房，才搬出去住了。
　　北舍(建筑样式同南舍)靠西的一间住着奶奶和我，靠东的一间住着爸爸妈妈和姐姐二弟三弟小妹六囗。中间的一间作厅屋，挨着后墙斜放着一架装有踏步板的厚重木梯，直通阁楼。小时候还把楼梯的光滑扶手当滑梯，爬上爬下玩的不亦乐乎。木梯下面的空间摆放着一张带底箱的方桌，清闲的时候可以在此歇息喝水。
　　院子最东面是小爷爷和我们家的夏季厨房(天凉后移至厅屋做饭，冬天再移至卧室。卧室砌有锅台炉灶，通过火炕上的烟道与烟囱相通。做饭的同时又可通过火炕取暖，这种设计很符合现在的环保理念)。东面的厨房高度比其他三面的建筑低矮了不少，这种设计，是为了让东边升起的太阳把更多的阳光更早地洒进大院，让人们尽情享受温暖阳光的普照。两家厨房的南面，还有一块狭窄的空地，生长着伯伯家的一棵茂盛的花椒树。每年的春季，花椒树上长出绿嫩嫩的叶子，母亲就跟伯母打个招呼，采摘一些嫩叶。母亲把它切碎了，用少许棉籽油和自己捣碎的花椒面儿搅和到一起，涂抹在活好的玉米面团上，或蒸或煎的做熟以后，香喷喷地带着春天气息的食物，就呈现在了我们面前。至今想来，依然是垂涎三尺。
　　
　　二
　　由于小孩众多，院子里热闹极了。特别是夏天的晚上，整个院子就变成小孩儿们打闹的舞台。有的捉迷藏；有的扯着嗓子东一句西一句的唱着从高音喇叭里听会的歌；有的比赛就地转圈，看谁转的时间长。有一次我转的晕头转向，两手紧紧的扶住地，感觉天空明晃晃的月亮在不停的颠簸摇晃，身旁的房子也左右摇摆。虽然感觉难受，但是也觉得非常地神奇。那一天晚上真是玩儿疯了，不顾大人们的喝斥，一遍一遍的转圈。直到转累了，喊累了，才坐在自家铺在地上的席子上，躺在奶奶的怀里，望着满天的繁星，不知不觉的就睡过去了。
　　白天也不闲着，和隔壁规模更大的“张家院”(三姓七家四十余口人)里的一帮孩子，要么在张家院的大门口玩泥巴，要么在郝家院的大门口玩老鹰捉小鸡、打仗、过家家等游戏，嬉笑打闹，热闹非凡。
　　记得张家院的门楣上悬挂着一块木质的“光荣烈属”牌匾。问了父母才知道，张百管的父亲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牺牲在了朝鲜战场。我们院的门楣上悬挂的却是一块木质的“光荣军属”牌匾，也是问了父母才知道，大爹是退伍军人。说起大爹，还有一段故事:“文化大革命”时期，城里“一二六”、“三一八”两派武斗(1967年1月26日、3月18日临汾的两大造反派分别夺取了原晋南地委、晋南行政公署党政机关大权。晋南地区就以这两个夺权日，分出了对立的两大派群众造反派组织——“一二六”、“三一八”)有一天傍晚，有一伙造反派来到我们村欲抢民兵的枪。我和小朋友在院外玩耍的时候，还看到几个城里打扮的人相跟着去了民兵连长家。大概是民兵连长提前得到消息，带领民兵们全部集中到“烟房楼”(民国时期曾担任沁源县知事、黎城县县长等职的吉梦庚的宅院。解放后分配给七八户贫苦农民居住。现在大院的主体部分被迁移到临汾古城公园保护)。造反派没有见着民兵连长，反倒把民兵连长的母亲吓得不轻。当时老太太正准备服用煎好的中药，七八个人前冲后闯地挤进狭窄的屋内，还不小心把放在墙边的药罐给踩破了。
　　烟房楼居于村里的最高位置，其堡垒式的建筑便于民兵们观察造反派的动向。当看到造反派就要逼近烟房楼的时候，有人果断开枪击伤一名造反派。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一枪是侦查兵出身且参加过西藏平叛的大爹开的。当时没有人敢开枪，怕瞄不准把人打死，从而招来更大的麻烦。民兵连长知道大爹枪法很准，就把枪塞到大爹手里，并一再提醒，不准打死人。大爹这才朝一个人的屁股上开了一枪。大爹的这个举动也是迫于无奈，如果不开枪，让造反派闯进来，不但要把枪抢走，而且还有可能打人。枪声一响，有人应声倒地，而且还流了不少血。这一滩血迹，事后村里人争相观看，成为议论纷纷的话题。
　　造反派看见这阵势，也不敢再往院里硬闯了。他们把伤员抬上一辆大卡车，灰溜溜地驶离了我们村。大爹的这一枪，既保住了民兵的枪支弹药，也间接的减少了两派武斗的伤亡。试想，如果造反派抢枪成功，很有可能在两派的武斗中，造成更多的人间悲剧。所以，不管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动机如何，客观上最终酿成了十年内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严重的挫折和损失。最终中国共产党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了这一严重错误。
　　历史上中国共产党历经艰难挫折，也犯过不少错误。但每一次犯错误以后，都能及时加以纠正。因为中国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利益，没有自己的私利，所以它从不掩盖自己的错误。相反，它能够积极主动地为人民的利益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是难能可贵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党派的显著的特征。正如一位诗人在他的长诗《大船》里的描述:
　　我们的船一次次靠岸
　　一次次卸下昨日的负累
　　又一次次启程
　　迎来一个又一个
　　崭新的黎明
　　由于烟房楼紧挨着郝家院，那一声清脆的枪声院里的人就听得真真切切。那时候只要小孩儿哭闹，大人们吓唬小孩的时候，总喜欢说:“再哭再闹，‘一二六’、‘三一八’来了”。小孩儿也就安静了。就像说狼来了一样，“一二六”、“三一八”一时成了吓唬小孩的有力武器了。
　　
　　郝家院的门楼约七八米高，大门是一座砖石建造的带有楼顶的宽大门洞，顶部飞檐翘角，造型灵动。门眉上的彩色饰画，清晰可辨，是一组着古装的女人领着小孩儿的生活照，热闹喜庆。这反映了当初的房主希冀家庭人丁兴旺，繁衍不息的愿望。无奈世事无常，后人不争气，卖了房从本村一走了之，不知音讯。不由想起林则徐说过一段发人深省的话：“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则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增其过”。这话说得何其透辟又何其超脱，但这世界上究竟有几人能够做到呢？我们究竟应该给后代留下什么？为人父母者确实应该深思！
　　门洞上用传统榫卯连接的办法安装有两扇高大、厚实、沉重的木质门，门上镶嵌着拍门用的铁环。铁环经过加工锻造成螺旋形状，对称地排列在两个门的上方，乍一看似一对虎眼圆睁，日夜守卫着门洞的安危。铁环不仅仅起装饰美观的作用，它还相当于现在的门铃。因为住人的院子和大门还隔着一个马房院，如果大门上栓了，外面的人要门，里面的人是听不见的，只能使劲拍打铁环。除了铁环，门上还有各种造型的金属装饰，可以想象此建筑在建造之初的堂皇气势。门洞距马路一米多高，上了一个石条铺就的缓坡就进入门洞，门洞有半个教室那么大。缓破两边各建有一个台阶，夏天人们乘凉，或者邻居们闲下没事的时候都可以坐在台阶上聊天。
　　这么一个大的场地，两个大院的孩子变着花样的玩耍。譬如有一个玩法，大一点儿的孩子做主持人，把一男一女两个小不点儿撮合到一起，玩结婚的游戏。记得我和张家院的一个小女孩还被姐姐(大我五岁)和一帮大不点们弄进了洞房。大门口的狗洞就是洞房！那狗洞是砖砌的，高宽深各有一米多一点，就在门洞的左边墙上。七八个小朋友在里面玩都宽绰有余。地面也是砖铺就的，虽然说是狗洞，但是从来没有养过狗，里面干干净净的。两个小不点拜天拜地的被一帮小朋友哄进洞房。真是一本正经、煞有介事。也许你很好奇，两个小不点儿进了洞房会干什么呢？哈哈，我还记得很清楚，两个人在狗洞里，用手指头各自顺着砖缝画画儿玩。
　　游戏到了这里，大概也就尽兴了，一帮小朋友感到没有意思了，淘气的孩子就从门楼的台阶坡道爬到门楼顶上登高望远去了。大部分孩子就在门洞和马房院里玩。大一点的孩子还在马房院的土地上画方格，男孩玩弹溜溜蛋(彩色玻璃圆球)，女孩玩跳跶袋(用四块小花布缝制在一起并装进玉米或豆子的自制玩具)。小一点的就在马房院里边儿捉迷藏。说是马房院，但是没有一匹骡马，那个时候的骡马都已经归了集体了。各家的马房有的做了猪圈，有的当了草房。有的草房很深，堆满了草垛，里面漆黑一片。胆大的躲到里边，胆小的明知道里边有人，却不敢进去揭穿，只得大喊大叫得告诉对方，知道你在这里了，自己走出来吧。那阵势无异于八路军把鬼子包围以后，让其从碉堡里缴枪投降出来一般威武。如果藏者意志坚定，凭你怎么诈唬就是不出来，那就采取智取的办法，装作走远，然后躲在一个地方，等里边的人没耐心了，自己走出来，这时候再突然抓住他高喊胜利了！
　　有时在院子里玩腻了，还可以出门到不远处的柿子园爬树玩。大一点儿的还用肥皂水吹泡泡，五颜六色的泡泡从树上飘飘荡荡的落下来，树下面是一片欢呼喝彩。还有门外水井旁的柳树下，折柳吹哨是每年春天必玩的项目。
　　那时候不像现在每天都有电视看。但每一个小朋友都是生活里的主角，他们在自编自导自演的快乐生活中一身土一身泥地健康成长。
　　
　　三
　　小朋友之间也有发生冲突的时候，但少有大人参与小孩子的纠纷。因为大人们根本没有时间理会这些，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无论春夏秋冬，面朝黄土背朝天，参加农业社的劳动。农业社的集体劳动之余，女姓在家还要纺线织布耐鞋底，一家老少的穿戴从里到外，从头到脚，都出自她们的勤劳之手。男姓要出猪圈沤农家肥伺弄自留地的庄稼，一家老少的吃喝，从夏到冬，从冬到夏，都要他们负责。那个时候，由于人民公社体制下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挫伤了社员的积极性，再加上每年收获后先要保证缴够公粮，所以光靠生产队分的粮食是不够吃的。大人们除了伺弄好统一分配的自留地外，还要千方百计的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影响邻居的正常生活，能得到邻居的默认)寻找闲置的空地，比如房前屋后、胡同的犄角旮旯处等等，都要点瓜种豆，以期收获一些补贴家用的杂粮。他们哪里有时间管小孩子们的事情呢？
　　正是这种艰苦的客观条件，反而促成了那个时候纯粹的小孩世界。没有大人干预的小孩世界，是一个真正民主公平的小社会。他们自发的形成领导与被领导关系，有团结互助，也有吵闹翻脸。但争执与调解并存，战斗与友谊长在。正可谓“在游戏中学习，在战斗里成长”。小团体总是用自己特有的办法，解决个体矛盾，维护整体和谐。比如两个小朋友翻了脸互相不搭理，团体内的其他人在做不通工作的时候，就强行把他们推到一块，再强行把他们的两个小手捏在一起，然后高喊:说话了，说话了！两个闹别扭的小朋友，从此就和好如初了。
　　我们绝不能小看这种游戏。游戏中形成的很多最初的向善的意识和良好的品行，涵盖了传统文化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基本内容。这些都是小朋友从内心深处自发生长的有关道德、秩序、伦理、友谊等重要概念的萌芽。如果没有这个自发生长的萌芽，以后正规的教育土壤无论多么肥沃，也难于滋养无根的禾苗。这种有别于正规教育而获得的社会生活的最初体验，将会深深的影响并左右着小朋友的一生！换句话说，这其实是小朋友认识世界的开始，这一段玩耍的经历一定会对他们的三观形成奠定一个良好的基础。所以很多教育家都反对在这个特殊玩耍阶段，掺杂大人的粗暴干预和错误引导。实际生活中有许多值得深思借鉴的例子:本是正常之间小孩的打闹，甚至有的小孩在互相玩耍打闹的过程中身上伤了破了，也是正常的，本来用不着大惊小怪。但有的家长就认为自己小孩受欺负了，非常生气，挑唆自己的小孩:“你没有手吗？”那意思就是对方无意中把自己弄伤了，而自己却要有意的把对方打个头破血流。甚至有的家长还说出这样的话:“他要再这么欺负你，你不打死他，我也要打死你”。这就把小朋友的思维搞乱了，其灾难性的后果，不仅仅是助长了小朋友的暴力倾向，更要命的是打乱了小朋友正常成长的规律。这种野蛮的干预和错误的引导对于小朋友的健康成长有百害而无一利。
　　“游戏是孩子的天性”，教育家们对此有许多理论，阐述游戏在儿童成长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我在这里强调的是“在自己的游戏中”学习和成长，即在特定的年龄阶段，也就是上学之前玩耍的阶段，不需要任何外来因素的干扰(父母的亲子陪伴是另外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个阶段早就被学前班给代替了(幼儿园也开始了学习的竞争)。因此，这里说的“在自己的游戏中”学习和成长，不同于有老师组织的游戏中的学习和成长，二者的内涵不一样。如果把一个人的成长比喻成建造一座高楼，小孩子们完全在自己的游戏中学习和体悟到的道理，就是一座高楼的基座。可惜的是，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小孩子，缺了这个重要的环节。主要原因是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以及学生学习的压力与过去有着极大的不同。特别是独生子和少子化时代，再加上内卷的教育格局，家长们对儿童安全的担心和学习成绩的担忧，使得小朋友们完全失去了属于自我游戏的场所和时间。这就造成纯粹在自我游戏中学习和成长阶段的缺失。这个缺失当然需要全社会达成共识，社会、学校、家长共同努力，在共居小区和幼儿园里边尽量的弥补。
　　过早的学习竞争对儿童的成长也是不利的。要彻底改变幼儿时期就开始激烈的学习竞争的状态，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工程。前提是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的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收入差别，让学习成为一种自然地事情，即自然地高中教育和职中教育实现分流，从而达到自然地对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自由选择。现在这种分流和选择是一种无奈和痛苦，因为它意味着工作后两种劳动的收入的差别。任何社会都有不同的社会阶层，任何阶段都有不同成绩的学生，各个社会阶层的收入越接近，各个阶段学生的学习状态就越自然(天生我才必有用就是自然的状态，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就是非自然的状态)。可见教育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社会工程，不是教育部门出台一两个减负措施就能够一蹴而就的。正像一位家长在一篇文章中所说:“我的小学是无忧无虑玩过来的。现在我的孩子每天放学非常自觉的上辅导班，写作业，为成绩焦头烂额……”我们知道，上高中的学生绝少有在12点以前睡觉的。这就是一种不自然的学习状态，它不但摧残儿童的身体健康，还扼杀一个人的长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成年以后，很多高智力的人本应该对自己的专业产生浓厚兴趣而加以研究时，却因童年时期过度的学习，把对科学研究的兴趣提前透支了，从而回避甚至厌恶学习和研究。如果这种状况长期下去，“钱学森之问”就不会更早的给出答案。看看现在为数不少的在校大学生松松垮垮的学习状态，足以说明童年时期不自然地学习状态带来的危害，正所谓“病在高校，根在童年”。尽管国家多年来采取了一系列的减负措施，但就是不能完全彻底地减掉学生的压力和家长的焦虑。由此可见，教育改革的难度是多么巨大。
　　扯的有点远了，似乎稍微有点走题了，我们还是赶快回来。
　　等我六七岁的时候，也能登上竖立在墙边的巨大石碌碡，再从石碌碡上跃到门楼的台阶坡上，一步一步的上到门楼顶上玩。门楼顶上有电线通往院子的各个屋内，由于时间长了，风吹雨淋，有的电线段都裂了皮。大人们怕有触电的危险，不让小孩儿们去楼顶上玩。爷爷喊奶奶叫，大爹唬小爹吵，爸妈黑了脸怒喝斥，总是不管事。因为上了门楼顶就可以做很多事情，比如登高望远；比如模仿电影的情节，拿根玉米棍子当枪，好像是在炮楼上站岗；比如还能从门楼顶上跨到草房房顶，揭开瓦片掏麻雀。有一次我刚揭开瓦片，就看到有一条灰蛇一动不动地盘在麻雀窝里，吓的我差一点儿把瓦片扔到下边，也差一点就砸着正在观看我掏麻雀的几个小朋友。由于心慌意乱，极度恐惧，顾不上把瓦片复位，一口气连蹦带跳的下了门楼坡，直接越过了碌碡，一下就从两米多高的楼坡跳到了地下。几个小朋友应该是看见我吓得煞白的脸和惊恐的表情，嘻嘻哈哈笑得直不起腰来。奶奶听见外边儿的动静，从二道门里出来，一边听小朋友叽叽喳喳的讲述，一边把我从地下扶起来，还为我拍掉身上的土，边拍边训斥:“怎么说都不听，上次在门楼上被马蜂蛰了，眼睛肿的都看不见人了，你都忘了吗？以后再上门楼去，被蛇缠住，就不能活了！再说从那么高的地方跳下来，腿摔断了怎么办？”奶奶唠叨了很多，好多话都不止说了一次了，都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唯独奶奶那句被蛇缠住不能活的话，听得我后脊骨发凉，禁不住毛骨悚然！从此就再也不敢到门楼顶上玩了。那条静静盘着不动的灰蛇的威力，顶得过十倍大人的喝斥。一动不动恐怖的样子，像魔鬼一般长期萦绕在心头。
　　直到看了冯至《蛇》的小诗，才解除了我多年来对蛇的恐惧:
　　我的寂寞是一条长蛇，
　　冰冷地没有言语──
　　姑娘，你万一梦到它时
　　千万啊，莫要悚惧！
　　它是我忠诚的侣伴，
　　心里害着热烈的乡思；
　　它在想那茂密的草原──
　　你头上的，浓郁的乌丝。
　　它月影一般的轻轻地，
　　从你那儿轻轻走过；
　　它把你的梦境衔了来，
　　像一只绯红的花朵！
　　而今，我也像诗中可爱的小蛇一样，寂寞的没有言语，心里却害着热烈的乡思！水有源树有根，老家——这一方令人牵肠挂肚的土地啊，是我人生的起点，终究也是我生命的归宿。
　　
　　四
　　四合院里除了有一个花椒树以外，还有三棵树。这三棵树都是石榴树，分属三家。奶奶屋前的那棵石榴树，看起来满满地年代感:老根粗条，枝繁叶茂。它像忠诚的卫士坚守在奶奶的窗户前面；又像一幅不断变动的图画，随着季节变换着色彩。初夏，先让你感受“榴花开欲然”的热烈，紧接着又给你“五⽉榴花照眼明，枝间时见⼦初成”的惊喜；深秋，真是收获的季节。挂满石榴的老树，呈现“石榴香老庭枝低”的喜人景象。一串串沉甸甸的石榴横亘在过道的中空，甚至还调皮地欲阻挡伯伯回角窑的步伐。伯伯不耐烦地一次一次的推开它们，它们顽固地一次一次的回归原位。对这些“榴枝婀娜榴实繁，榴膜轻明榴子鲜”的可爱精灵，以及它们千方百计地想和人类亲近的种种行为神态，脾气大的伯伯也无可奈何，只得低头而过。伯母屋前的石榴树大概载种的时间不长，看起来小巧玲珑，像正在发育的小姑娘，等待着花枝招展的开放。唯有小奶奶屋前的石榴树很特别。首先它是一颗甜石榴树，品种不一样；其次像患了偏瘫病，一半生机勃勃，一半残枝秃叶。这是因为有一年秋天阴雨连绵，连续下了好几天的大雨。西窑的屋檐由于年久失修，经不住淫雨侵蚀，在一天的凌晨突然整体垮塌下来，把石榴树靠西的一半活生生的给劈掉了。剩下的一半也成了残枝断茬，在雨中坚强地挺立着。有的枝干被强大的冲击力从上往下的撕去了树皮，看上去简直就是一条活脱脱的蜕了皮的长蛇。当时突如其来的巨大声响把人们从睡梦中惊醒，连隔壁张家院的人们都急匆匆的循声而来。只见西窑的台阶上面和台阶下面都是断木破瓦碎石泥浆，满院的或整或破的石榴滚落一地，似乎带着泪水向人们哭诉刚刚发生的悲惨的遭遇。秋雨仍然若无其事的下着，仿佛眼前的这一切与它毫不相干。人们冒着雨把地上的石榴一个一个的捡起来，放在小奶奶手提的罗筐里。小奶奶谢过人们，并要人们留下一个石榴自己吃。
　　当时有一个石榴正好溅落在我们家门口的台阶上。我把它捡起来，悄悄的放到口袋里。因为平时小奶奶看得紧，想偷摘一个石榴那是难上加难。有时候觉得小奶奶不在家，当你正蹑手蹑脚靠近石榴树时，还没来得及抬手，“蹦蹦蹦”的敲窗户的声音，惊雷一般的在耳边炸响。猛抬头，透过窗户能看清小奶奶愤怒的眼神。原来我的行动早被还在屋里的小奶奶盯上了，我的一举一动被默不作声的小奶奶看的一清二楚。现在只有转身跑的份了，鞋子没跑丢了就算不错了。但那甜味儿的石榴实在是特别诱人，正所谓“贼心不死”，总是在寻找着机会摘一颗吃。嗨，现在它倒自己送上门了。捡起石榴的那一刻，真是惊喜万分。父母亲当时正在院里帮着小奶奶捡石榴，小奶奶最后也给了父母亲两颗大石榴。父母回来后把石榴分给我们几个小孩吃，我也吃了石榴，却一直没敢把捡了一颗石榴的事给父母亲说。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不理解，不就是一颗石榴吗？至于老惦记着它吗？至于藏着掖着吗？这是因为对那个年代不了解。那时候，一年四季吃不上几个水果，哪怕是苹果、葡萄、梨、桃、杏、枣这些北方常见的水果也难见几个，更别说南方的香蕉、橘子、柚子、荔枝、芒果了。至于现在进口的五颜六色的各类水果，诸如榴莲、山竹、莲雾、蛇皮果等等，听都没有听说过。农村娃只能到地垅上摘酸枣、奶瓜瓜、茹茹(一种灌木丛野果，比酸枣小)等野生果吃。和这些不起眼的野果子比起来，成熟的裂开了嘴且露出一肚子红艳艳石榴籽的甜石榴，在高高的树枝上炫耀者、引诱者，在几岁的孩子眼里，自然是珍贵的东西呵！哪里能抵挡住这种诱惑！
　　花甲之年的我，现在终于明白了，人最珍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亲人。当我们有了能力购买山珍海味的时候，当我们有了能力购买宽大房子的时候，当我们有了能力开上风驰电掣的小轿车的时候，当我们有能力天南海北游山玩水的时候……回头一看，受累了一辈子的父母却早早的离开了我们。我们多想好好地孝敬父母，可是他们都走了。真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再丰富的物质能弥补了身边缺少亲人的遗憾吗？老院老屋不常在，父母恩深终有别。养亲莫待身富贵，寒门孝子史无缺。不要找任何理由推脱我们的责任，乘父母健在，多回家看看。“父母在人生尚有来处,父母去人生只剩归途，”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
　　在这里我还是想多说一说我的小爷爷。小爷爷会宰羊，逢年过节的时候总要买一只羊宰了，把肉卖了挣一些钱，还能落下一付美味的杂碎。每当煮好了骨头，总是把我叫到西窑里边啃骨头。小爷爷一边剔骨头，一边看着我啃骨头，眉宇之间透露着仁慈。那时候小爷爷的亲孙子还小，门哥虽然比我大，但从血缘关系上来讲，就疏远一些。所以小爷爷把他对后辈的爱都寄托在了我身上。
　　小爷爷的精明，通过宰羊卖肉挣钱这件事可见一斑。只是当时农业社里不允许有一技之长的人脱离农业劳动，逢年过节偶尔的小打小闹社里也不会管的太严。小爷爷只能“小试羊刀”了。
　　据说爷爷民国的时候在临汾、榆次太谷、吕梁前山蒲县等地跑买卖，牵骡引马，运粮贩煤，很是辛苦。等有了一定的积攒，联合小爷爷和本族的一个爷爷一起买了郝家院。想必小爷爷在爷爷行商的过程中，哥俩一定是互相帮衬。他们走南闯北，躲枪避炮，历经千难万苦，终于置下一份家业，在那个战乱的年月，着实不易。这段历史由于当事人都已故去，再详细的事情就不得而知了。
　　
　　五
　　在我的印象中，奶奶非常乐观健谈，左邻右舍的老太太们常常围坐在我们家的炕上聊天。在我的印象中，奶奶也非常健康，带着我走了很多很多的老亲戚。
　　奶奶是爷爷的续配，不到四十岁就守了寡。爷爷得了急病去世后，奶奶支撑着这个家，也维系着所有的亲戚交往。在我的印象中，我们家的亲戚也非常多，周围十里八庄都有亲戚。这其中就有因病去世的爷爷前妻的许多亲戚。大姑姑(爷爷前妻所生)逢年过节总要过来看看奶奶，大姑姑的儿女们也总是姥姥长姥姥短的叫着，可见奶奶的为人处事是多么的令人尊重！
　　奶奶不到四十岁就守了寡，这还是小姑姑(奶奶所生)和姑父告诉我的。由此推算，爷爷是在临汾解放前夕的1947的夏天去世的。因为当时涧河里发了洪水，淹没了低矮的石拱桥(现在涧河上靠西的大型石拱桥建于上世纪60年代中期，靠东的现代跨河大桥建于本世纪初)，无法到涧河对岸的镇医院就医而耽误了病情。姑姑告诉我，爷爷的病，也就是脑溢血之类的，要是搁到现在，平时服些治疗高血压的药，犯病时打个120，或许就能抢救过来，哪里还能要了命呢？可那个时候，别说120了，连个像样的桥都没有。哎，那个时候太落后啊！讲到这里，80多岁的小姑姑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常言道，祸不单行。爷爷去世后的两年内，奶奶的另一个姑娘和唯一的儿子先后患病不治夭折。奶奶以超出常人的毅力，经受住了接二连三的打击。
　　我的父亲本是爷爷的外甥。我的亲生爷爷原在临汾刘村教书，抗战时期(1939年，父亲两岁时)投笔从戎，毅然告别妻子儿女，参加了八路军。一走十年，为了把日本强盗赶出中国，有家不能回。直到1948年，随着解放大军的铁流打回临汾。临汾攻坚战胜利后，爷爷才回到距城十里地的刘村探亲。当年他义无反顾扛枪上战场的地方，还有他的至爱亲人。但是他不知道，当时奶奶正带着他们的幼子在娘家讨生活。奶奶闻听爷爷回到刘村探望，顾不上带上一时不在身边的幼子，匆匆忙忙的从二十里外的娘家回到刘村，与刚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归来的丈夫团聚。等亲戚们把他们的幼子送到刘村，亲生爷爷已奉命继续北上，参加到解放晋中、太原的战役了。
　　不幸的是，爷爷牺牲在了太原前线。那是1949年的春天，在共和国即将成立的前夕，爷爷和那些为解放太原而牺牲的革命烈士一样，倒在了血泊中。接到部队通知后，爷爷的族人将爷爷的尸体从太原运了回来，牺牲后的爷爷终于魂归故里。
　　由于爷爷的牺牲，他的幼子，即我的父亲，终没能和他的父亲见上最后一面。“不思量，自难忘，十年生死两茫茫”啊！十年的思念，幼小的心灵该遭受多大的悲伤！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多少个家庭承受过亲人生死离别的痛苦啊！真心希望我们伟的祖国繁荣昌盛，我们的人民军队强大无比，我们的后代不再经受战争的创伤。
　　闻询噩耗，苦难的奶奶终于扛不住了——我的亲奶奶疯了！她再也顾不上照料我的当时还未成年的父亲了！疯了的奶奶，大概一直认为我的爷爷还活着，就一直漫无目的地走在寻找爷爷的路上……那是一种坚定不移的寻找！那是一种刻骨铭心的寻找！那是一种不分昼夜的寻找！那是一种毫无结果的寻找！顾不上，不，确切的说，是已经忘了还有一个小儿子等着她的照料。
　　日子毕竟还得要过，爷爷二三百斤小米的抚恤金(根据父亲的回忆，数字不一定正确)，也维持不了多久啊。
　　亲戚们要为这个失去父亲现在又没人照料的小孩的生存着想。正好奶奶(我的养奶奶)失去了唯一的小儿子，在亲戚们的说合下，当时12岁的父亲就过继给了他的大妗子。
　　12岁才给人做儿子，当时的父亲心里很不乐意。有时候奶奶说话重了，父亲的小脾气上来，很是了得！听父亲讲，有一次，他犯了个小错，嫌奶奶批评他，就把奶奶给做的棉衣，棉鞋脱了，大冷天一个人冒着风雪，就往二十里地之外的刘村跑。比他大两岁的小姑姑知道了以后，拿上棉衣棉鞋，不顾一切的追上他，数落了他半天，强行把他拽了回来。
　　其实亲生的儿子也是一样，儿子不一定听从母亲的管教，对年龄相仿的姐姐的话，倒是能够听得进去。父亲和小姑姑，姐弟俩虽不是一母所生，关系却非常好。记得我上小学期间，母亲常常要我利用下学的时间(那时候奶奶已经去世)，把生产队里分的本不多的蔬菜给小姑姑送一些。小姑姑所在的村人口多，土地少，生产队从不分蔬菜，他们吃蔬菜只能在集市上买。母亲知道了以后，非要把我们家勉强够吃的蔬菜分一半给小姑姑，好让他们省些钱用作他用。母亲这样做，除了母亲多为他人着想的性格使然外，我认为更多的还是报答奶奶养育父亲之恩啊！
　　等有了我的时候，奶奶就甭提有多高兴了。
　　谁也没有想到，乐观而健康的奶奶，突然就得了一场大病。上午还接待了亲戚，送走亲戚后，坐在炕上还做了针线活。大概觉得自己有点儿不舒服，在炕上躺下睡了一会儿觉，一觉醒来就说话不利索了。父母亲把奶奶送往医院治疗，但还是落下了偏瘫的后遗症，从此生活不能自理。
　　到了上学的年龄了，尽管一百个不愿意上学去，无奈在父亲的“威逼”下，还是乖乖的背起书包，跟着父亲去学校报到了。我上学以后，奶奶经常跟我说:“好好伺候奶奶，好好上学，把奶奶伺候好了，你就会像正基一样，到了好处去了。” 那时候还听不懂奶奶的话，后来才知道，和我家住一个胡同的邻居杨正基(曾任中国工商银行临汾分行行长)从小伺候偏瘫的奶奶，后来考到省城上学，毕业后分配到信用社工作。在老百姓眼里边，这就是到了好处了。那个时候弟弟只比我小一岁，母亲要照顾弟弟，自己从小就和奶奶一块住，感到最亲的就是奶奶。现在奶奶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帮助奶奶吃饭，穿衣服，甚至端屎倒尿的活就自然而然的干起来了。姐姐比我大，知道脏臭了，奶奶让姐姐端屎倒尿，姐姐总是不会痛快的答应。我认为更主要的还是因为姐姐并没有和奶奶在一个炕上一个被窝里住过。这就好比养育孩子，没有人嫌自己小孩儿的屎尿脏臭。如果生了小孩儿就给了人，没有挖屎把尿的伺候过，亲情就要大打折扣。生的没有养的亲，就是这个道理。
　　有时候病人的担忧是我们正常人不能理解的。偏瘫的奶奶也许有自己的担忧，总是给我讲很多故事，比如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个奶奶病了好多年，父亲伺候的实在不耐烦了，有一天叫上儿子用平车把奶奶拉到悬崖边上，要把奶奶推到悬崖下。父亲对儿子说，连平车一块儿推下去算了。儿子说，不行，平车要留下，将来你身体偏瘫了，生活不能自理了，我还要用平车拉你到这里呢。奶奶一肚子的故事，都是教人如何做人行孝。比如还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两个人结伴行商赶路，由于天气炎热，口渴难耐。两个人商量，一个人看着货物，一个人到附近买西瓜。买西瓜的好不容易找见西瓜摊，先是坐下来美美的吃了一顿，然后在阴凉处好好的歇了一会儿。等拿上西瓜回来的时候，看见自己的同伴儿已经渴死在货物上。讲完了还要提问，你说这个买西瓜的人应该怎么做呢？有时候奶奶讲这些故事，父母就在跟前，听了我的回答，他们也常常会意的一笑。
　　我说过没说过:“奶奶，如果没人给你到尿盆儿，你就放着，我下了学给你倒”这句话呢？由于年纪太小，自己肯定记不住。多少年以后，小姑姑常常给我提起，奶奶不止一次的跟他们这么说过。每次讲完后还不忘夸奖我:“你奶奶没有白疼你”。
　　
　　六
　　上世纪90年代，我们单位组织共产党员参观太原牛驼寨烈士陵园。当我们列队排在无名烈士陵墓前行鞠躬礼时，自己禁不住地泪流满面。身旁的同事不明就理，还弄得人家不知所措。当时确实没有控制住情绪，因为亲生爷爷的关系，自己似乎对这场残酷的战役体会更深。而且当时在电视节目里刚刚看了左权县退休老人王艾甫帮烈士寻亲的事迹。王艾甫老人是一名退伍老兵，1996年，他在逛旧书摊时发现一份太原战役阵亡将士通知书，果断花3000元买下84份资料，为这些烈士“寻亲”。通过王艾甫老人的事迹，我还知道许多战士在激烈的战斗中，把自己的籍贯都打丢了(鲜血把记载籍贯的字牌遮盖了)，战争之激烈程度可见一斑。由于战况惨烈、信息不完备等种种原因，还有一些太原战役阵亡将士的身份无从考证。英烈骸骨不能重回故里，家乡亲人也不知英烈魂在何方。现在，我眼前的这座无名烈士陵墓啊，是共和国对他们永久的敬礼和致意！怎能不让人心生崇敬，热泪盈眶。
　　曾看到一则消息，让我欣喜万分。2021年4月2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开通“烈士寻亲政府公共服务平台”，联合相关媒体，在全社会开展为烈士“寻亲”的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其中有名有姓的只有196万名。“寻亲”的难度之大可想而知。烈士是中华民族的骄傲，更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是全社会最值得尊崇和缅怀的群体，不管寻得着寻不着，这种“寻亲”活动本身，就是对烈士与家属的很好慰藉，更是在全社会普及和树立崇尚英雄、缅怀先烈的浓厚氛围。
　　倘若和这些丢了籍贯的烈士相比，我的亲生爷爷还是幸运的。如今我的为国捐躯的亲爷爷，安静的躺在吕梁山下、汾河岸边的这块和平的土地上。
　　还记得小时候，有一年的清明时节，父亲领着我步行20里地，去给亲生爷爷奶奶上坟的情景。在我的记忆里，只有这么一次去亲生爷爷的坟前。为什么父亲只领我去过一次呢？现在我终于明白了:一是让我追思怀远；二是父亲要告慰他的壮烈的爸爸和苦难的妈妈，如今自己也成家立业了；这就足够了，不会有第二次了。因为，他们的孙子已为他姓嗣孙，不宜多来，多来则显为父不义。我的寡言少语的父亲啊，您从来不告诉我这些道理，让我现在才明白了您的大仁大义之举。
　　虽然我只给亲生爷爷上过一次坟，而父亲则不同。每年清明节，给我的爷爷奶奶上完坟以后，他一个人总要去我的亲生爷爷奶奶坟前祭奠。直到老年患了脑梗，行动不便，还要小辈用车送去祭奠，一年都不落。姐姐心疼父亲，开玩笑地嗔怪他:“不用去了，你爸小时候还不管你呢，你还每年去看他，走不动了还要去。”谁知父亲竞非常激动，哽咽着说:“还有我那苦难的妈呀！”令人唏嘘不已。
　　我相信，我的父亲从来没有怨恨过他的父亲，虽然在他的童年没有享受过一天父爱。相反地，骨子里像极了他的父亲，承继了他父亲的优秀品格:爱国家，爱集体，正直善良，吃苦耐劳，积极参加农业社的劳动。我上初中的时候，父亲还光荣的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认真履行生产队保管、队长、大队(村委)支委等职责。分管治保工作的时候，耐心调解争执，化解矛盾；当队长的时候，带领社员积极为国家上缴公粮，从不落伍；当保管的时候，集体的一稻一穗都不容在他把守的仓库里丢失；在他的眼里，集体的利益高于一切。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父亲和母亲两人风里来，雨里去，不仅仅在黄土地上辛勤地耕耘着，收获着，还努力地养鸡，养兔、养羊，增加收入的同时，也丰富了市场的供应。
　　革命战争年代，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和平时期，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进入新时代，农民又是乡村振兴的主力军。中华民族有繁荣昌盛的今天，他们做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父亲和那个时代亿万勤劳的中国农民一样，一年四季忙碌不止:平田整地、挖渠打井、赶车扶犁、饲牛牧羊。为了孝敬老人、养儿育女，他们过得却是节衣缩食的生活。父亲除了晚年身患重病无法劳动以外，一辈子都在辛勤的劳作中。父亲艰难而平凡的一生是有担当、有责任、有奉献的一生。我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七
　　奶奶卧床不起以后，家里的正常生活规律被打破了。11岁的姐姐被迫辍学了。多年以后，母亲和我聊起姐姐辍学的事，显得非常后悔。母亲说:“当时家里实在忙不过来了。你爸爸忙完队里的事后，已是精疲力尽，家里的事指望不上。我从地里回来，又要做饭，又要伺候老人，还要喂猪，洗锅，刷碗，还要照看一岁多的小孩(三弟)，还要做很多针线活。就试着和你姐姐说不要上学了吧。哪知道你姐姐就同意了呢！哎，她也没哭没闹的，咋就那么听话呢？”言语中充满着自责和内疚。快半个世纪过去了，母亲的自责和内疚依然无法释怀。
　　其实，不是姐姐听话，而是姐姐懂事。我清楚的记得，姐姐辍学以后，她的戴眼镜的男老师还来到我们家做大人的工作。甚至她的五六个同班女同学(恢复高考后，有两名考上了学校)，那些十一二岁的小娃娃，也结伴来到我们家，央求母亲让姐姐和她们一块上学去。姐姐后来复学了。但是不久又辍学了。有一次我跟着姐姐玩，清楚的记得姐姐和同样因为家庭困难而辍学的两个小姐妹(其中一个的母亲双眼失明)说:“这一次不管谁做工作，我们就是不去上学。”那两个小姐妹应声附和，态度都很坚决。现在来分析这句话包含的意思，就是她们不忍心看着自己的母亲遭罪受苦，幼小的心灵生发出救苦救难的情怀。与其说她们是被迫辍学，不如说她们是主动退学。她们稚嫩的肩膀要过早地为各自的家庭承担起一份责任。即使这份责任对于她们来讲很不公平，她们仍然二话不说地主动承担起来——做饭、洗衣服、带小孩、割猪草、干农活、弹棉花、搓捻子、学纺线，等等等等。搁到现在的社会，这个年龄的小孩还在跟妈妈撒娇呢。这似乎是一个悲剧，却悲壮地让人心生崇敬！为了帮助自己的母亲，为了帮助正在困境中的家庭，她们根本就不思考自己的前程。全中国有多少这样的好女儿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自古就是如此！好在姐姐后来嫁给一个好丈夫，夫妻俩白手起家，辛苦经营着一家店铺，供养儿女读书上学。现在儿女都已成家立业，老来儿孙满堂，过着幸福的生活！
　　1980年我在山西师院读书。放了暑假回到家里，父母准备找人把自己烧的砖往新批的地基上拉。那时生产队还没有解散，社员们在队里没有重大生产任务的时候，谁家有大事就到谁家帮忙。拉砖准备盖房子，这就是农村天大的事。这时我才知道，由于没钱买现成的砖，父母两个人顶着烈日，冒着酷暑，自己和泥、打砖坯。请师傅点火烧成砖后，又冒着窑里的高温(要及时腾出烧窑供后面人用)，把摸上去还十分烫手的砖一摞一摞的从窑里背出来。
　　在学校清凉干净舒适的教室里，我哪里知道父母亲用他们瘦弱的身体，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了如此庞大的工程！看到地基上码垛齐整的一排一排的新转，母亲以戏虐的口气轻松的给我开玩笑:“你和二弟捡的那么一大推石头块，怕是用不上喽。”
　　这是我和二弟才能听懂的话。小时候母亲给我和二弟开玩笑:你们弟兄三个，就这三间房子，长大了说个媳妇儿都很难呢！虽说是开玩笑的语气，但也流露出母亲对生活的忧虑——于是，盖新房，成了我和二弟的奋斗目标了。尽管不知道在哪里盖，盖成什么样，但是我们已经行动起来了。
　　听说盖房子需用许多石头打地基、垫槽(窑腿的孔隙间需用碎石渣土封填)，我和二弟在玩耍的过程中，顺手就把路旁边、土堆里、田埂上等等地方的大大小小的石头块捡拾回来，放到马房院茅厕旁的墙根下。小爷爷看到我们的行动很是诧异。当他得知是准备用这些小石块盖房时，笑的假牙都掉出来了。等我上小学的时候，小石块儿已经累积成小粪堆一样大了。十几年过去了，墙根下的一堆小石块，早被人遗忘了。母亲开玩笑的提起这件事，又让我想起小时候心中的宏伟目标了。而这个目标，就要在父母亲辛勤劳动的汗水中实现了。进入80年代，母亲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多了。我知道，这是因为母亲和那个时代的千百万农民一样，在希望的田野上收获着越来越多的希望。
　　过去农村的繁重劳动，没在农村待过的人，真的不知道有多折磨人。没完没了的活计，勉强糊口的收入，使人们万分羡慕城市的生活。为什么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这么苦？“三大差别”这么严重？以致我上了大学以后，更加感受到了农村和城市的差别，愈发增加了胸中更多的愤懑不平。通过不断的学习和了解，才明白了造成这种局面有其历史原因:我们国家要迅速地从一穷二白的农业国向工业化转变，政府对农业和农民取得过多。比如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的建立，使国家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掌握大部分的农业剩余产品，并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方式，迅速积累起工业化所需要的资金，快速建立我国工业体系；而国家对农业的投入相对于工业而言长期严重不足，抑制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和农民收入水平的应有提高。这一切都是当时的国际环境和国内条件决定的，除此而外，真的是没有别的更快更好的途径和办法。
　　1979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就是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开始的。从此，经过不断的探索，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走上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康庄大道。所以，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党，我们的人民，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记农业和农民为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的史无前例的巨大的贡献。
　　1977年恢复高考的时候，正在读高中一年级。说实话，那个时候对高考还懵懵懂懂的，不像社会青年那样充满了喜悦和期待。直到身边有人考上了学校，才意识到这是普通农家子弟跳出农门的唯一途径。那时候的我，不奢望考上大学，只期望像我们的班主任(高中班主任1977年考上长治一所技工学校)那样考个技工学校就满足了。真能实现的话，毕业以后每天只上八个小时的班，而且还有星期天，做梦都能笑出声来。备考的日子里，除了在学校夜以继日的复习，回到家里，最好的学习地方，就是阁楼上。老屋的阁楼上，那里有我的梦想！而今，老院不复存在，老屋不复存在，阁楼不复存在。他们都留在我深深的记忆中！
　　有房就有家，有地就有粮。有钱了就要置房置地，这种观念，几千年来沉淀在中国人的血液里。改革开放的40多年，中国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们住上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吃上了营养丰富的食物，许多人还开上了自己的私家车。农村人普遍过上了小康生活，再不用为吃穿住行发愁。回望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没有哪朝哪代能够做到。我们可以毫不夸张的说，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间奇迹。这个人间奇迹，必将载入中华民族发展史册、人类文明发展史册。
　　现在的新房，也一定会变成旧房，现在的新院，也一定会变成老院。老院里的故事，只能留在记忆里。而新的院里，正在演绎着更加精彩的生活。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奋斗，每一代人的不懈奋斗，都是中华民族顽强奋斗、自强不息、勇于开拓精神品格的延续。通过一代一代的赓续奋斗，中华儿女正信心百倍地向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 》，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我们期望着并且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未来的农村会更加欣欣向荣